前言：
在读副标题中提到的这本书，包括写本文时，笔者的心情其实是沉痛的。婚姻和家庭的概念对我来说，再清晰明了不过：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，父亲，母亲，孩子。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，无论我们相信什么宗教，持有何种政治观点，有一点是共通的：珍视家庭和血缘。我们全力打拼，为的是给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谁知猛一抬头，突然发现政府用我们纳的税，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以反欺凌的名义，利用所谓的＂安全校园＂计划，对我们处于学龄的孩子实施＂性解放＂洗脑。众多华人家长在得知真相后，勇敢地站出来，行使我们的权利，发出我们的声音，以实际行动反对＂安全校园计划＂。
但仅仅反对这一计划还远远不够，必须反对背后的推手，所谓的“婚姻平权”运动。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，有人对我们的观点和行动质疑时，该如何应对？Dr David van Gend最近出版的《从一个孩子那里偷窃：论“婚姻平权”的非正义性》一书，给出了很好的答案。
此为连载第二部分，第一部分见文末蓝字“阅读原文”。
第二章 偷窃孩子的童年
1. 安全校园里的LGBTQ性教育
相信各位读者对“安全校园”计划一定不陌生。现在，家长们仍然可以反对类似“安全校园”的激进LGBTQ性教育，而一旦“同性婚姻”成为法律，家长们就失去了最后一块可以反击的阵地。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，如果法律规定同性、双性、跨性别“婚姻”是正常且正确的，根据反歧视法，学校有义务教导如此教导学生。
美国纽约州于2011年通过同性“婚姻”法之后，男同记者Daniel Villarreal写道：“我和其他很多很多人想要对儿童灌输“怪异性取向”（queer sexuality，泛指所有除异性性取向外的所有性取向，包括同性、双性、跨性别、流动性取向等——译者注），招募、教导他们，使他们暴露在怪异性取向之下，而且告诉他们这没有什么不对的……我希望大批的学龄儿童知道，同性恋没有问题，可以和相同性别的人合法结婚，与同性别的人接吻不会让人觉得像怪物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非常希望这些学龄男孩儿长大后开始男男性交。”提到在学校里广泛推广的“安全校园”计划，Villarreal写道：“除非是因为我们有意教育学生接受怪异性取向是正常的，否则为什么推动反欺凌，为什么在社会学科中讲述怪异性取向人士做出的贡献？”
澳大利亚安全校园联盟（Safe Schools Coalition Australia, SSCA）着实名不副实，以反欺凌的名义，在政府的资助下，悄悄渗透到校园，企图改变孩子的思想，而家长则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工党政府于2013年开展的这项运动，教导11岁的孩子，“想象你16岁”，跟你非常喜欢的同性出去约会；并且引导学生进入色情网站，教他们如何束胸、捆绑阴茎，指导他们如何隐藏上网浏览记录，以欺瞒家长。
性别不再是生而确定的事实，也不再只有男性和女性，孩子们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究竟是什么“性别”，从“大部分是男性”到“大部分是女性”，在这中间的任意一点都是一种“性别”。
该计划一直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校园中，直到有记者在媒体上曝光，家长们才如梦方醒。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中，联邦政府于2016年3月对“安全校园”计划进行了调整，删除了针对未成年人的色情网站的链接。但是反对党领袖BillShorten明确表示支持该计划。而维州工党政府宣布将于2018年在所有公立学校强制推行该计划。
反欺凌没有错，尊重与自己性别取向不同的人，也是理所应当。但这不表示，所有人都必须认同这样的生活方式。特别是对心智身体都尚处于发育阶段的孩子来说，进行如此的性暗示，着实欠妥。
在Dr van Gend的亲身经历中，已经有至少三个孩子因为“安全校园”课程深受困扰。一个有学习障碍的男孩，因为课堂上的角色扮演，因此认定自己是男同性恋，花了一周的时间才从沮丧的情绪中走出来；另一个来自虔诚宗教信徒家庭的男孩，被要求回家上网找一张对他有“性吸引力”的男性的照片；还有一个来自阿德莱德的女孩告诉我，因为她不认同“安全校园”的立场和“性别流动论”，而受到羞辱，但是她的老师告诉她，“希望在课程结束时，我们已经改变了你的观点”。
写到这里，笔者不禁要问，澳洲学生的学业表现排名，已经每况愈下，现在还要在课堂上教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论的“性别流动论”，给尚未定型的学龄儿童带来不必要的困扰，学校到底“教书育人”的场所，还是推行极端政治思潮的阵地？纳税人的钱到底用在了哪里？作为辛苦工作、诚实纳税的群体，我们有权知道真相！我们有权说不！
如果有的家长仍对“安全校园”不以为然，或者可能是因为对其背后的主导机构澳大利亚安全校园联盟（简称SSCA)了解不够。下面介绍的两位关键人物，主导了对孩子进行洗脑的（不）安全校园计划。
SSCA课程的总架构师，RozWard女士，供职于维州的La Trobe大学，她在各种场合公开宣称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致力于通过诱导儿童抛弃异性取向，破坏传统婚姻和家庭，从而实现文化马克思主义。
根据TheAustralian于2016年2月发表的报道，Ward在于墨尔本举行的马克思主义2015年会议上表示，她反对“促进异性取向的性别构造”。她说：“像安全校园联盟这样的项目，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，但我们离完全解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。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希望，且指明了策略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，人类的性取向和性别，以及我们与自己的身体相处的方式，都百花齐放；这样一种全新的、令人惊艳的模式，是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的。”
2014年6月13日在墨尔本举行的安全校园联盟全国论坛上，Ward女士的发言视频流出。她对听众明确指出，阻止欺凌根本不是安全校园计划的目的：“安全校园联盟的目的在于支持性别和性取向多样化，不在于阻止欺凌。目的在于性别和性取向多元化，在于同性吸引，在于跨性别，在于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、两性人。（目的）不仅仅关于‘善待每一个人，所有人都很好’。”[1]
Roz Ward女士（同性恋者）
这样的一个项目，之所以被当作反欺凌项目进行推广，是因为善良的人不会对“反欺凌”说不。Ward女士所在部门，为安全校园提供研究支持的La Trobe大学澳大利亚性别、健康于社会研究中心，对此直言不讳：“该项研究推广的意图在于创造并支持社会变革进程。以安全为名义对这项研究进行推广，是公认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。年轻人的安全，是基本人权，特别是在校学生的安全，更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，无论他们个人持有何种道德立场。躲在安全的大旗下，可以避免怀疑和批评带来的恐惧。简而言之，这么做，除去了前进路上看似无法超越的障碍，为社会变革扫清了道路。”
另一位关键人物是Margot Fink“女士”，安全校园项目“我们所有人”（All of Us)的负责人。她是安全校园联盟和Minus18 (“澳大利亚LGBT青年的全国性组织”）联合推出的几个项目的主要撰稿人。
Margot Fink“女士”（跨性别者）
在上述两个组织联合推出的材料，“天啊，我是跨性人”（OMG I’mTrans)中，Fink“女士”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激情：“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自己的身份标志是双性恋女孩，但我出生时的性别是男性。这意味着，我强烈地认为我是女性，而且受到多个性别的人的吸引，无论是跟我相同性别，还是相反性别，这就是我的身份标志。”
在RozWard和Margot Fink共通审阅和编辑的“天啊，我是跨性人”这本小册子，教导性别认识混乱的年轻人如何束胸，如何捆绑阴茎，以便“制造”自己想要的性别特征。Fink的关于“医疗转化”的论文，目标读者为想通过外科手术和激素改变性征的年轻人。这篇论文极不负责。文章对“许许多多伟大的选择”进行了热情赞扬，对生殖器手术、乳房手术和青春期抑制剂进行了详细描述，但是却只字不提两个至关重要的事实。
第一，大多数（有的研究甚至称97%）性别意识混乱的年轻人，在青春期到来时，混乱的认识会自动消失。而直到青春期开始分泌新的荷尔蒙，并带来生理上的变化之后，年轻人的实际性别才能够得以强化。
第二，这些“许许多多伟大的选择”，即通过医学手段和外科手术进行干预，短期内可能会缓解，但几年之后，会产生严重的生理及心理后果。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研究显示，长期来看，跨性别人士的自杀率比相匹配的非跨性别人士高20倍。我们是不是治错了地方？或许我们应该治疗受伤的心灵，而不应阉割健康的身体。
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儿童心智尚未成熟，极易受到影响，接受暗示。自从安全校园计划推行以来，因为性别意识混乱而要求用医学手段改变性别的儿童，数量突然暴增。记者Kate Legge于2015年发表的报道中提到，自从教育部资助的安全校园联盟计划自去年年中在全国推广以来，要求变性的儿童数量一路飙升。皇家墨尔本儿童医院首席专科医生DrMichelle Telfer指出，这一数字从2003年的一例 （以及2013年的40例——编者注），猛增到今年的200例。
虽然关联性未必一定意味因果联系，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看到，如果成年人通过光鲜亮丽的包装，将同性、双性、跨性别行为正常化；如果成年人利用自己的权威教导孩子抛弃非男即女的性别二元论；如果一个男孩子穿了女孩子的校服，他就是女孩子；那么，上文所述的结果就在意料之中了。
越来越多得知真相的家长开始反对安全校园联盟，他们向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表达不满，迫使上文提到的“天啊，我是跨性人”的作者悄悄删除了部分露骨的性描述。而四位孩子的妈妈Cella White女士，因为无法认同安全校园课程倡导的多元性别价值观，果断将自己的孩子从维州的 FrankstonHigh School转走，关于她的故事，请阅《四个孩子的澳大利亚妈妈谈Safe Schools》
虽然联邦政府于2016年3月对“安全校园”计划进行了调整，删除了针对未成年人的色情网站的链接。但是，修订后的“我们所有人”仍然充斥着激进的性别意识形态。以第四课为例：“目前为止，很多学生可能仍然相信性别只有两种，不是男性，就是女性，男性和女性具有与性别相关的行为和特征。通过完成此项练习，学生能够对以下的概念进行探索，即除了二元性别，还有其他性别存在，而对性别的期待，是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塑造出来的。”
现在通用的版本中，仍然保留了叫Nevo的女孩的视频，向学生们讲述“出生时分配给他的女性性别，跟他所知道的真实的他不符”；而“我们所有人”根本不允许其他观点的存在，例如，Nevo的问题在于头脑，而不是身体。对于十二岁的儿童，性别标志（sexual identity）被随便描述为“你爱谁，喜欢谁，喜欢‘上’谁”(who you love, like and hookup with,如下，截图自“安全学校”教材)。
孩子们被告知，“塑造你的性取向的因素有很多，你可能受到位于整个性别谱系（起点和终点分别是男性和女性）中任意一点的性别的人的吸引，或者男性和女性都吸引你，或者任何性别对你都没有吸引力”；“哪个性别最适合，个人说了算”。
亲爱的读者们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的“性别流动论”，轻易就能把具有相当教育程度的成年人搞得云山雾罩，但现在却被当作真理，灌输给连九九乘法表背起来都需要颇花些功夫的孩子。如果说其背后的真正目的，不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激进性别意识形态洗脑，恐怕无法让人信服。
庆幸的是，现在家长们还有反对的可能性，也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。但是，一旦“无性别”婚姻成为法律，家长们就会被告知，国家有义务给予LGBTQ和异性恋关系同样的待遇，家长们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依据，反对学校的课程。而这样的担忧，已经在通过“婚姻平权”法律的国家成为现实。
美国马萨诸塞州于2003年通过同性“婚姻”法案。Robb Wirthlin和RobinWirthlin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告诉父母，老师在课堂上读了一个叫作“国王和国王”的故事，英俊的王子不屑一顾地拒绝了公主，转而和公主的兄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Wirthlin夫妇向学校提出抗议，但老师告诉他们，那天课堂的主题是婚礼，因为“同性婚姻”已经合法，所以她想“介绍所有的观点”。校长更是告诉夫妇俩，他们无权不让孩子上这样的课，而且事前学校也不会通知他们。于是，Wirthlin夫妇联合同校另一个孩子的家长，David Parker和ToniaParker,把学校告上了法庭，要求法庭支持他们作为家长在道德上引导自己孩子的权利。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第26条说，“父母对其子女应受何种教育，有优先选择的权利”。
两对家长及他们的法律团队认定，学校有意向年幼的儿童灌输，同性恋正确且符合道德标准，这是对原告虔诚秉持的信仰的直接诋毁。官司一路打到上诉法院，结果家长败诉。法庭判定家长无权提出反对，也无权不让孩子上这样的课程。她说：“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，学校针对年幼儿童选择的教材，没有严重冒犯原告虔诚秉持的宗教信仰。但是，国王和国王的故事，并没有（对孩子）进行关于宗教和宗教信仰的教导。”
简而言之，法官SadraLynch的意见是，“国王和国王”的故事，确实是以影响孩子为目的，为的是让他们包容同性婚姻；但是，在此案中，学校没有通过施加影响力而试图向孩子灌输信条，而是通过施加影响力试图让孩子更包容。换言之，家长的基本权利，即在道德上引导自己孩子的权利，必须让位给以践踏传统道德观为目的的所谓“进步思想”。家长的败诉，意味着马萨诸塞州的学校，可以继续支持同性取向和同性婚姻，根本无需征得家长的同意。
一旦澳洲通过同性婚姻的法律，家长的权威也会一样遭到践踏、轻蔑。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满足于目前取得的阶段性胜利。即便“安全学校”被取消，还会有其他项目出现，不过是改头换面，其实质不会有任何变化。
更加值得警惕的是，如果以法律的形式，赋予同性、双性、跨性别关系与自然婚姻同等的权利，到时家长们连反对的理由都会失去。看看美国的例子吧，奥巴马总统一声令下，从2016年5月起，美国96,000所公立学校的学生，可以按自我认知的性别使用厕所和洗澡间。
如果你为同性婚姻投了赞成票，就意味着你投票允许你的女儿和自称是女性的男孩共用一间洗澡间。如果你为同性婚姻投了赞成票，那么“安全学校”就会如梦魇般随行，其严重的后果自然会由你的子孙后代承担。
2.欺凌 胁迫 天生
关于欺凌
讨论同性婚姻时，支持方最常用的论调有以下三个。第一，我们必须将同性“婚姻”和同性恋行为正常化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击对LGBT人士的欺凌。第二，社会必须同意第一条，否则就要为同性恋抑郁和自杀负责。第三，我们必须允许同性“婚姻”，因为这是自然法则，同性恋都是天生的。
先来看第一条。这也是同性恋教育能顶着“反欺凌”的光环进入课堂的原因。看起来，学校里对同性恋孩子的“欺凌”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，而反欺凌最好的方式就是，赞美同性恋，并以法律的形式肯定“同性婚姻”。
但是，事实依据在哪里呢？对同性恋和异性恋人群受欺凌比例的对比调查并不多。2003年“英国精神病学杂志”发表了一项大规模调查，将1000名同性恋人士和异性恋人士进行对比，结果发现，无论是在学校，还是离开学校之后，无论是语言上，还是肢体上，男同人士遭受欺凌的比例，并不比异性恋男士高。2015年，一项调查以美国全国健康访谈调查数据库中的207,000个儿童为对象，对“来自同性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欺凌”这一假设进行验证。结果却恰恰相反：“异性家长的孩子，比同性家长的孩子，更容易受到欺凌”。受到欺凌的原因很多，太聪明、太笨、太胖、太弱、太害羞、长相怪，甚至被别人认定是同性恋，但其实不是。真正有效的反欺凌应该针对所有受到欺凌的孩子，而不仅仅是针对少数人。
关于“恐同欺凌”的数据非常难获取。2015年5月，新州教育和社区部长Adrian Piccoli在回答关于导致欺凌原因的问题时，说道：“新州教育和社区部不系统收集学校里发生的疑似欺凌事件。”但是，新州公立学校系统的确存在安全事故报告系统。悉尼DailyTelegraph教育记者Bruce McDougall，监控新州教育部校园暴力和其他问题报告，长达七年，他没有发现一个与恐同有关的报告。由联邦教育部发起，Edith Cowan University执行的澳大利亚扭转欺凌盛行研究（Australian CovertBullying Prevalence Study, ACBPS 2009)，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针对所有在校学生的欺凌数据。
第四章第三节显示，四年级学生报告欺凌的比例最高，其中被嘲笑的比例为71%，受到排挤的比例为66%；第二高的是八年级的学生，这两项比例分别是57%和47%。研究并没有具体指明受到欺凌的原因。“我们所有人”声称，75%受到同性吸引的男性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“恐同”虐待或欺凌，其中80%发生在学校。我们先把对该数据可靠性的质疑搁置，姑且相信数字是准确的。75%x80%=60%。前文提到的ACBPS欺凌数据，全部发生在学校。这样看来，针对LGBT学生的欺凌并不比平均数据高。况且，“我们所有人”的数据仅仅来自一项调查，而该调查就是由Roz Ward女士所在部门，La Trobe大学澳大利亚性别、健康和社会研究中心执行的。即便是60%这一数据，其可靠性也大打折扣。
原因有四。第一，犯了统计学样本选取大忌，大部分样本来自网上招募，或性别多样化青年工人招募。第二，无论性别，还是种族，样本不具备代表性。第三，研究没有将这一数据与非LGBT学生进行对比。第四，也是最具震撼力的一条，2016年4月The Australian报道，参与该项调查的新英格兰大学学者TiffanyJones称，该项调查有意诱导GLBTIQ学生将自己设定为“受害人”，采取的方法为，反复询问参与调查的学生是否遭受语言或肢体“恐同”欺凌，是否有抑郁、自杀倾向、自残等等，意图在于诱导学生给出理想的叙述，以达到把这一群体塑造成“受害者”的目的。Drvan Gend在文中列出了用到的一个调查问卷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原文。篇幅所限，不再列举。
校园欺凌是可耻的。同样，同运人士及其在学术界的支持者，随意捏造夸大数据，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，也是可耻的。既然已经有针对所有孩子的反欺凌项目存在，如阿德莱德的PEACE PACK，我们就应该善用这样的资源，达成反欺凌的目的。而不应该任由LGBTQ性教育，打着反欺凌的旗号渗透进校园。更不应任凭同运人士，挥舞着扭曲的数据做成的大棒，胁迫公众接受“同性婚姻”。
对抗抑郁
2015年8月12日，Sky News主持人Petervan Onselen在采访联邦小企业部长Bruce Billson时暗示，联合政府手上沾满了鲜血，因为不同意在国会立即就同性“婚姻”进行投票，而是于一两年后进行全民公投。他质问，从现在到公投，这期间自杀的同性恋年轻人怎么办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只要有人提到婚姻应是男女结合，就是在“伤害”儿童。（笔者注：由于工党和绿党抵制，联合政府关于全民公投的法案于2016年10月在参议院投票时遭到否决。工党党魁Bill Shorten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，反对公投的原因是，专家认为，公投和公投前对“婚姻”的讨论，会给LGBT人士带来心理创伤。）
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LGBTQ人群的抑郁？没有人否认，同性吸引人群遭受抑郁和其他情感压力的比例，比异性吸引人群高很多。但是，这是否是因为异性恋群体“狭隘”的观念造成的呢？作为一名全科医生，Drvan Gend在职业生涯中，从未接触过因为他人观念导致抑郁的LGBTQ病人，通常来说，抑郁和压力都主要来自个人生活，如女同伴侣施暴、对自己性行为的厌恶、童年受到性侵害、性冲动与个人价值观的冲突等；而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或其他性传播疾病，带来的心理创伤，更是无法忽略的重要诱发因素。
而法律是否允许同性结婚，则与此不相关。同性恋人群的吸毒酗酒比例，是异性恋人群的近两倍，而众所周知，吸毒酗酒是导致抑郁和自杀比例上升的重要因素。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（Australian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）于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同性恋群体滥用毒品的比例为34%，是异性恋群体（14%）的两倍多；同性恋群体酗酒的比例为25%，也明显高于异性恋群体的16%。正如英国精神病学杂志所说，虽然社会偏见有可能会让男同和女同人群面临更大的精神压力，但是，该群体选择的生活方式，如吸毒和酗酒，也使他们更容易出现精神异常。如果通过修改婚姻法，让同性恋人士感觉自己是“正常”的，就能够改变同性恋生活方式中诱发抑郁的因素吗？
加拿大于2005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案，四年后的2009年，同运团体向政府提交正式的人权投诉，称GLB群体受到恐同和异性恋主义的影响仍然显著，该群体滥用毒品比例是平均水平的19倍，酗酒比例为7倍，抑郁比例为三倍，并以此为理由，要求加拿大卫生部划拨额外的资金。同婚合法能够改善LGBT年轻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吗？西澳大利亚大学副教授Rob Cover本人就是男同人士，他指出，同性婚姻合法与GLBTIQ青少年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，不能假设修改法律就会直接降低青少年自杀率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还提到，虽然法律和政策已做出多处修改，以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，但自杀率并没有明显下降。
既然如此，同性婚姻法案真的会像魔法棒一样，挥舞一下，LGBT群体马上就不抑郁了吗？毕竟，如前文所述，澳大利亚的同性伴侣，已经拥有和夫妻相同的法律地位和福利。不要忘记，上文提到，荷兰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十年后，同性伴侣中只有20%选择结婚。既然大部分同性伴侣都不打算结婚，修改法律能够改善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吗？学术界支持同性婚姻的学者仍旧鼓吹，必须要给予LGBT群体“婚姻平权”，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精神健康，而“婚姻平权”根本不会给异性婚姻带来伤害。真的是这样吗？
一百名婚姻和家庭研究学者，于2015年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证据，证明同婚合法对“异性婚姻”体制的伤害。他们指出，已引入“婚姻平权”的司法管辖区，异性婚姻下降约5%。原因也显而易见。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后，自然婚姻不再是社会不可替代的支柱，婚姻制度也失去了保护能繁衍后代的两性间结合的天职。婚姻已沦为自我满足的浪漫关系，任意两个成年人（以后会发展到三个或四个）只要愿意，都可以结婚，与自然规律无关，与孩子无关，与男性和女性合作生养后代无关。在法律和文化的眼中，异性伴侣，与楼上住的那两个男人和他们的宠物狗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年轻人为什么还要结婚呢？
学者们分析了美国所有引入“婚姻平权”的州的数据，在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大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，同婚合法后，这些州异性伴侣结婚率下降了5%。其他同婚合法国家，男性女性结婚率也呈下降趋势。比利时下降7.4%，加拿大下降4.3%。而西班牙在同婚合法后的九年内，异性婚姻更是下降了36%！荷兰于2001年同婚合法后，18-22岁女性结婚比例，在已有2.8%的下降趋势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下降5%。荷兰四个最大的世俗化城市地区，年轻妇女结婚率下降31.8%，而宗教信仰较虔诚的农村地区，结婚率小幅上升。荷兰本土妇女结婚率下降13.4%。这些数据显示，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，是支撑自然婚姻的支柱。而世俗化群体的自然婚姻率，则遭受严重打击。而同性“婚姻”很可能为老去的欧洲敲响丧钟。学者们还指出，对已婚人士、受教育程度较高、较富裕、信仰虔诚，或其他愿意按婚姻法则将性行为限制在丈夫和妻子之间人士来说，婚姻“去性别化”影响不大。
但对于边缘化的婚姻候选人来说，如低收入、受教育程度较低、无宗教信仰，或其他受随意性行为观念影响较深的人士来说，则会受到“无性别婚姻”的影响。如前文所述，由已婚亲生父母抚养的儿童，表现最好。异性结婚率下降5%，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儿童的父母不会结婚，“婚姻平权”就是对这些儿童的伤害。学者们根据5%的下降趋势进行换算，在下一个生育周期到来之时（三十年后），选择结婚的美国女性会减少130万，这意味着有60万儿童的父母处于非婚状态，堕胎数会增加90万。
综上所述，“‘婚姻平权’能改善同性恋年轻人精神健康”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。而为此付出的代价，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伤害，是如此巨大，这难道还不足以让所有关心子孙后代的人对同婚大声说不吗？
LGBTQ青少年，不断被告知，他们是“恐同”的受害者，并且对他们的期待就是抑郁、自杀倾向，直到实现“婚姻平权”的那一天。这样做，存在切实的风险。男同女同反毁谤联盟（Gay& Lesbian Alliance Agaist Defamation, GLAAD 2011)曾经警告员工，警惕GLBTIQ青少年中持续存在的“自杀传染”。
前女同人士，Melinda Selmys女士也表达了相同的顾虑：“对青少年来说，无论他们是同性恋、异性恋、跨性恋，还是对什么性别都不感兴趣，告诉他们，自杀是对他们所处现实的自然反应，对他们都没有益处。从青少年时期开始，我就在抑郁和自杀倾向中苦苦挣扎。“当我经历自卑和对自己的痛恨时，免除道德谴责，对我从未有过帮助。相反，不止一次，唯一阻止我对自己痛下狠手的原因，都是道德谴责，想到我要对那些因为我的决定受到伤害的人负责，我才没有自杀。而‘不是我的错，我没有选择，对我的期待值太高了，社会迫使我这么做’，这样的说法，只能帮助我接受自我毁灭的想法。”
总而言之，导致同性吸引群体精神压力的因素有千千万万。把他们当作婴儿，当作受害者，把责任全部归咎于社会环境，就等同于将他们遭受的痛苦轻描淡写一笔带过，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。必须让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否则就是导致同性恋人士自杀的凶手，这样的说法就是政治胁迫。
生而如此
最常用来支持同性婚姻的论调是，“同性恋都是天生的，当然要赋予他们平等的婚姻权，因为这是自然正义。”此种说法在公众中影响力巨大，甚至有的神职人员都对此深信不疑，他们支持同性婚姻，因为“上帝就是这么造的他们”。而现实却恰恰相反，我们的生活，充满了先天和后天造成的错误，而我们必须适应。对那些讨厌自己同性冲动的人来说，了解他们并非“生而如此”，能够帮助他们提高适应能力。
首先声明，没有科学证据支持“同性倾向天生”的假说。援引美国精神病学协会（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）的说法：“性取向（无论同性还是异性）的成因，目前未知，且有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，包括生理和行为原因，个体间可能存在差别，且有可能随时间改变。”甚至疑似支持同性恋的机构，美国心理协会（American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）也指出：“没有任何发现可以让科学家做出结论，性取向是由某个或几个特定因素决定的。”对双胞胎及兄弟姐妹间的基因对比研究，也没有发现所谓的“同性恋基因”。
如果同性恋并非“天生”，有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，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。2012年5月参议院对“婚姻平权修正案2010”进行质询时，参议员聆听了一位前男同人士的证词，这位男士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有活跃的同性性生活，但是现在已结婚，与妻子育有三个孩子。稍早前，著名男同人士，“年轻男同美国（Yong Gay America）”创始人，Michael Glatze,宣布离开同性恋世界。这两位男士，均未曾寻求专业帮助，只是到了一定时候，自然而然不想再继续同性恋生活方式。
昔日Michael Glatze（左）与男友、同为同运骨干的Benjie Nycum
2014年，Michael Glatze与女友Rebekah结婚后不久，接受了采访。他坦承，男性间的性关系更像做游戏，像是生活在幻想世界，离开同性恋的世界，就如同长大成人，和青春期说再见，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。在被问到男同性行为与和男女间性行为有何不同时，MichaelGlatze说：“离开同性恋，是我觉得最得释放的一件事。七年前我就说过，这就像从山洞出来，呼吸到新鲜空气。今天我可以说，结婚是与同性恋截然相反的事情……我感觉我与我的头脑、我的身体、我的灵魂、我的性欲保持一致，我与创造保持一致……所有一切都保持一致，证据是我与妻子的关系是如此真实，如此自然……”
Michael Glatze与妻子Rebekah在他们的婚礼上
既然“年轻男同美国”的创始人，能够离开同性恋世界，与女友结婚，而且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成就感，“同性恋天生”这一说法又该何去何从呢？依照这一假说，上述两位男士不应该存在。但现实是，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，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。多项相互独立的调查研究均发现，青春期时认为自己受同性吸引的青少年中，有三分之二在成年后转变为异性取向。
即便将“我们所有人”所依据的调查，与同是La Trobe大学做的关于成年人性取向研究，进行对比，结果仍然是，这一比例至少为三分之二。这其中的大多数是自发转变，并没有经过专业辅导。同性取向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，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。同运人士常常引用的数据是10%。部分原因可能是，有大约10%的男性青少年有过同性性体验，但大部分人成年后，并没有认定自己是同性恋。
另外一个数据来源为同运人士Alfred Kinsey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做的调查，为了凑够10%，Kinsey过度采集因性犯罪入狱的服刑人员为样本，其调查结果早已失信。可惜，同运人士依旧利用这一注水的数据奔走呼吁，试图引诱企业相信，“粉红经济”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，试图让政客相信，他们需要“粉红选票”。
让我们来看一下客观数据吧。“Sex in Australia”调查发现，澳大利亚成年人中，认定自己是男同或女同的只有1.2%。美国和英国的官方数据分别是1.6%和1.1%。同性恋群体中也有不少人承认性取向的可变性，其中不乏知名人士，如Peter Thatchell和Camille Paglia。后者更是在她写的《Vampsand Tramps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如果一个男同人士希望结婚生子，为什么他要受到激进同运分子的骚扰，指控他‘自我恨恶’？他比他们更成熟，因为他知道女性的能力，是不能忽视的。如果心理辅导能帮助男同性恋对女性产生性欲，这样的辅导就应该受到鼓励和欢迎，而不应受到同性恋逆向道德的猛烈攻击。”多项证据表明，三分之二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青少年，会自发转变为异性恋，从而避免同性恋生活方式造成的身体和情感伤害。“安全校园”课程鼓励尚未定型的青少年肯定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认定，早早“出柜”，又是何用意呢？
澳大利亚过去三十年内，新增HIV感染病例中，有四分之三是有男男性交经历的男性。将年轻人提前锁定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，的确是对他们的伤害。而他们本可以随年龄增长，自然避免这样的生活方式。有人将赋予黑人平等公民权，与赋予同性恋平等婚姻权相提并论。而这两件事根本不具有可比性。黑人生来就是黑人，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人们天生同性恋，立法机关没有义务将这一非常规、且可变的同性恋倾向法制化。立法的义务在于保护儿童拥有亲生父亲和母亲的权利！
因为，每一个孩子，都生而如此。
本文介绍书籍英文书名为StealingFrom a Child: The Injustice of Marriage Equality，由ConnorCourt Publishing Pty Ltd出版，ISBN97819255912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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